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卢筱嘉，最后是不是沦为吃软饭的了？
上海的夜色闪着霓虹，外滩的爵士乐声飘进达官贵人的宴会厅。穿着笔挺长衫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卢筱嘉，端着酒杯站在角落，举止儒雅，眼神疏淡。有人悄声议论，这位“民国四大公子”之一，风流倜傥不假，却活得有点“飘”。传闻里，他晚年在香港靠“富家太太”接济为生。流言满天飞，真假早已分不清。可要拨开历史的尘埃，这位公子的命运并不如街谈巷议那般轻浮。
1895年的宁波，海风吹进书院，卢家的长子呱呱坠地。父亲是地方士绅，出身殷实。少年时的卢筱嘉聪慧过人，对外语和数学尤其敏感。宁波商帮的传统让他很早接触账目与贸易，也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。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，熟悉国际金融规则，回国后步入政界。那时的中国正陷在列强博弈与金融重建中，能懂外语又懂经济的人凤毛麟角。卢筱嘉恰好踩在时代的缝隙上。
他先后任职于交通银行、财政部和外交部，参与过货币制度改革、国际金融谈判，也出现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高层名单中。上海滩上流传一句话：“卢筱嘉的头脑像算盘，算盘里装的是世界。”他的履历让他成了政商两界的座上宾。社交圈里有外交官、银行家、戏子、夫人，谁都愿意与这位温文尔雅的“卢公子”合影留名。
展开剩余71%“民国四大公子”这个名号出现在三十年代。张学良英气、张伯驹雅痞、溥侗儒雅，而卢筱嘉，则是那种混合了金融智慧与书生气的“雅皮公子”。他懂西餐礼仪，会写古文诗词，还能用法语背莎士比亚。宴会桌上，他说得多的不是风月，而是汇率、金价和中国的财政出路。
随着战火逼近，优雅的生活开始动荡。抗战时期，他迁往重庆任职，处理外汇事务，日夜在账本与电报中穿梭。外界传言他“避居香港，与富家交往频繁”，但档案显示他受命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顾问，主要负责抗战时期外汇调度。钱流向前线，不是私囊。若说他靠女人生活，那是对历史的误读。
1949年后，卢筱嘉留在香港。对很多旧时代人物而言，这是一次身份的转折。有人选择隐退，有人选择投机。卢筱嘉既不愿做商贾，米兰也无意再入官场。他靠多年积蓄、稿酬和咨询费维持生活，还偶尔为报纸撰写财经评论。老友曾记下他的模样：依旧中山装，出门拄伞，步伐缓慢，仍带笑意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，传言漫天飞。有人编写小报，称卢筱嘉“出入富豪宅邸，衣食无忧”，把学者写成绅士浪子。那种“吃软饭”的说法，就是在那时流传开来的。可香港《工商日报》的讣告上写着的却是：“才士气高，品格独立。”从未提过他依附他人。那份讣告由旧友执笔，用词克制而真诚。
澎湃新闻后来在《民国四公子：浪漫背后的失重人生》中提到，卢筱嘉的一生像镜子，映出民国上层的浮华与失重。他出身书香，见惯权势，也被时代抛出体制。那些“公子”的称号在乱世里更像一种浪漫幻觉——表面风光，实则漂泊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评价他为“文化型外交官”，并指出“吃软饭”说法来自后人虚构的通俗传记，与真实史料不符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宁波地方志里记载，卢筱嘉晚年仍坚持写作，留下诗集《旧梦新吟》，内容多为怀旧与自省。他写道：“功名事尽付浮云，清茶一盏度余生。”这句诗成为他精神的注脚。无论富贵还是贫寒，他始终以文人姿态收尾。1965年，他在香港去世。那年讣告登在报纸第三版，排在金融新闻下方，没有轰动，没有奢华，只有几句平静的评价——“风度翩翩，文章可诵。”
传言止于史料。真正的卢筱嘉既非浪子，也非豪门附庸。他的身影在档案中是清晰的：有职位、有文稿、有作品、有学识。那些后来者加上“吃软饭”三字，不过是用戏谑包装遗憾。历史不是茶余谈资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呼吸。
若要在“民国四公子”里找一个结局最安静的人，或许就是卢筱嘉。他没有张学良的传奇，没有张伯驹的收藏，也没有溥侗的戏韵。他的故事没有高潮，只有淡淡的曲线，像老式留声机的唱片，转完一圈，音乐停了，余音却绕在耳边。
历史记住的，不是流言，而是一个时代的风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