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2月的一天傍晚，香港九龙渡头灯火初上，48岁的龚楚靠在栏杆上看海。船笛声此起彼伏，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时广州刚刚解放，他原本奉命去海南策反薛岳，却临时改变行程，从此滞留香港。谁都没想到，这一留就是整整四十年。
再往前推十四年——1935年5月2日凌晨，湘南临武黄茅村。帐篷里灯芯快要燃尽，龚楚披衣起身，悄悄从背包里抽出那张事先画好的路线图，轻手轻脚绕过熟睡的警卫，消失在晨雾里。天亮后，他昔日的战友们再也没有找到这位中央军区参谋长。人们从此记住了“红军第一叛将”这几个字。
追溯龚楚的来路，故事要从1901年11月说起。广东乐昌长来镇的冬夜寒气逼人，那条山村却因一个呱呱坠地的男婴而热闹。学堂里，他用了不到两年就跳完小学三年课程；进入广州一中后，读到《新青年》，便对改造旧中国心向往之。1917年，他跑到广州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大元帅府少年部队，当上了小小班长。几年后，他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分校，转瞬就披挂上阵，在粤军里升到少校参谋。
1924年夏天，同学递来一张入团表格，他签了名字，随后转为中共党员。1925年，他又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回北江地区办农协，声望直线上升。1927年春天乐昌建立党支部，他任书记；“宁汉分裂”后，五百人的乐昌农军北上韶关，与北江工农军会合，一千余人推他当总指挥，“北江工农讨伐军”的旗帜迎风猎猎。朱德、陈毅率余部南昌起义军闯进粤北时，第一个接应的正是他。井冈山时期，前委文件上常把红四军写作“朱毛龚”，足见份量。
1929年12月广西百色的冬天阴冷，红七军宣告成立。军长、政委邓小平、参谋长龚楚，三人同坐竹凳商量建军细节。龚楚从井冈山带来的军事制度与政治制度样本，为这支新军打下骨架。可惜不到三年，他因所谓“组织观念淡漠”被撤职，送往红军大学进修。连年反“围剿”，后方物资匮乏，伤亡惨烈，他的信念迅速动摇。1934年底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他升为中央军区参谋长，却也深知大势艰难。
国民党对红区实行“剿抚并用”。先招降，再围剿。龚楚经常暗自琢磨：再走下去，还有多少希望？当他在临武山区带领残部四处转移，看着身边战士不断倒下，最终还是迈出了滑向对岸的那一步。叛逃成功后，他经张昭芹搭线投奔粤军第一军，改披青天白日帽徽。以对红军组织如指诸掌的优势，他被任命为粤湘边剿匪指挥官。半年后的“北山事件”，数十名昔日游击战友被他亲手布网捕杀。那是湘粤赣边损失最惨重的一役。
日军侵华时，米兰app龚楚也曾在第七战区、第五战区做过抗日参谋，甚至指挥过木壳岭伏击战，打得日本人吃紧。可国民党对这位“后来人”始终有戒心，他的军衔停留在少将层面，难更进一步。1949年大势已去，他对政坛已无奢望。于是，在香港新界的“侨园”里，龚楚领到一块五十亩的地盘，靠养猪、种菜、出租门面过活。偶尔提笔作画，挥毫写些回忆录，《我所认识的毛泽东》和《一个红军的反思》都是那时完成。
转眼就到1980年代末，祖国大陆发生了一连串大事。同一时期，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公告：对建国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历史问题，一律不再追诉。消息传到香港，八十九岁的龚楚愣了许久。那天晚上，他对妻子王兰芬说：“也许该回去看看了。”老太太叹了口气，把行李箱擦得锃亮，却始终没敢催促。
1990年8月中旬，龚楚派人秘密送出三封信，一封致邓小平，两封分别致杨尚昆、王震。信里言辞恳切：“龚楚年事已高，旧疾缠身，惟愿返乡养病，终老岭南。”为防万一，他又发了一封电报到“邓办”，落款特意加了一句“原红七军参谋长龚楚敬启”。那段电文后来被广东省有关部门挂号存档。
大约一个月后，广州市一处普通居民楼传来电话铃声。接线员的声音略带激动：“北京方面来电，请转龚楚先生。”十秒沉默后，电话里传出清晰的普通话：“身体还可以吗？欢迎到北京来住，人大、政协都需要老同志的建议。”那是邓小平。传闻他在听筒里加了句带笑意的话：“老家也好，北京也好，别委屈自己。”九十岁的龚楚握着话筒，两滴泪滑进掌心。
同年9月13日夜，龚楚夫妇坐火车跨过罗湖桥。韶关站月台灯光昏黄，乐昌县委统战部与长来镇干部十余人一直等到深夜。简单接风后，他把那三封信亲手交给地委联络员，反复嘱咐要用最快渠道送达。第二天回到长来村老屋，祠堂鞭炮已响成一片。村里老人围过来，谁也没提当年枪声，只问“吃饭没吃饭”。
随后一周，广东省统战部门下文：龚楚回乡定居，按“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”待遇接待；不再追诉。史料工作者闻讯蜂拥而至。有人请他回忆红七军，有人提及北山事件，他总笑着摆手：“记不清了。”埋首写回忆录时，他只写到1935年5月，笔墨戛然而止。
生活慢慢回到乡村节奏。每天清晨，他拄竹杖去河边散步，偶尔写幅草书送小学。1995年7月24日午后蝉声正盛，龚楚在午睡中安静离世，享年九十四岁。县里照例组织了追悼仪式，挽联只写“前辈龚公之灵安息”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数十年间，他的名字曾出现在红色布告，也印在蓝底白日的任命书上；他替不同旗帜打过仗，也对昔日袍泽举过枪。凡此种种，最终都化作一方小小墓碑，静立于乐昌乡野。